李路平：当代儿童诗的一个侧面

【摘要】当下儿童诗创作出现一股“新”风尚，众多文学刊物集中刊发儿童诗作品，传统的“成人化”儿童诗创作受到新的挑战，一批新的由儿童创作的儿童诗集中展现出来，体现了当今时代儿童诗歌的某些真实倾向和需求，反映出他们对自身存在的体验和思考。其中的“深刻”之作尤为突出，相比较“成人化”创作而言具有巨大差异，无疑是值得重视的。

【关键词】儿童诗，“深刻”，成因

一

近年，国内几大文学刊物《人民文学》《诗刊》《诗选刊》《星星》相继推出了“儿童诗专辑”，儿童诗作为当下一种新的诗歌兴奋点或增长点，逐渐成为一种无法忽视的写作倾向。

儿童诗，应该说在新诗产生之初便出现了，正如谭旭东所说“儿童诗的发生与发展也完全与新诗的历史保持了同一进程”[1]。胡适、刘大白、郭沫若、郑振铎、俞平伯等都有过儿童诗创作，经过冰心、柯岩、叶圣陶等的承继，到当下的任溶溶、鲁兵、金波、高洪波等，也算其中的代表诗人，最具代表性的儿童诗应该是泰戈尔的《新月集》，把儿童的天真无邪、活泼可爱表现得活灵活现，让人看过之后不禁对童真心怀向往。儿童诗也成为儿童文学的一部分，对儿童成长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和当下那些通过体味自身童年，由己体彼，由我及他和饱含童心，融入儿童生活，揣摩儿童心理，走进儿童心灵等形式创作的儿童诗[2]不同，本文所要论述的并非这一类大众公认的儿童诗，笔者阅读了今年各大刊物的儿童诗之后，不仅对当下成人创作儿童诗的现象产生了怀疑，虽然这是传统的延续，但儿童诗并非如臆想中的那么简单易写。“对于成人作者来说，儿童诗是一种高难度的写作，儿童文学作家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天赋的，并不是每一个诗人想写儿童诗就能写好的，因为儿童是一种特殊的受众，它要求诗人能够洞察儿童的内心世界和接受心理，同时以儿童喜闻乐见和能够理解的语言来叙事抒情。儿童诗人必须拥有纯净的想象、简约的语言，更重要的是要有童心，有爱心，有透明纯正的诗思，这样才能够真正写出贴近儿童生活，打动儿童心灵的作品。”[3]

我所阅读到的这类儿童诗，或许称为“伪儿童诗”更为恰当，至少有两个方面能够说明这一点：第一，与时代脱节，未能真正认识当下儿童的心智成长，题材简单单调。当下大量儿童诗作者把一些简单的童话故事或寓言写成诗歌形式，或是叙述生活中的一些温馨场景，就像金波所说的：“诗人的天赋是爱。诗人要用自己的爱让孩子们也懂得爱，爱祖国、爱人民、爱亲人、爱朋友、爱一切美好的事物。从小唤起孩子们心灵上的爱，我们的未来才是光明灿烂的。”[4]虽然是弘扬童真和追求向善，希冀净化儿童的心灵，然而正如笔者在以前的一篇文章中所认为的，当下90后与我们有着不可弥合的代沟，我相信00后相对于90后乃至我们来说也是如此[5]。在这个意义上来说，我们正迅速落伍、被淘汰，我们小看现在的儿童了！仍旧用一些简单故事小鸭子小狗之类的糊弄他们，他们早就不领情了！也许心底还会暗嘲：你们早就out了！第二，极为明显的模仿口吻。我认为的好的儿童诗，至少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得让人觉得是写给儿童的，或者就是儿童写的。“成人为儿童写诗，应该运用儿童熟悉的语言来写作。”[6]泰戈尔这方面的作品犹如浑然天成，顾城的一些作品也让人有这种感觉。唯独当下的儿童诗模仿口吻太重，或者说手法较为笨拙，“既没有把握住时代的脉搏，也摸不准儿童的心，不能拨动小读者的心弦，也掀不起孩子们情感的波澜，平庸之作较多，缺少既能折射出时代的光彩又能抒发当代少年儿童情感的诗篇”[7]，有捉襟见肘的感觉，不像写给儿童，而是写给婴孩的，当然是用一副长辈的口吻，寓教于诗，读来索然无味，有些似乎还能够看作是某些能力较弱诗人的“偷懒”之作，刻意降低、简化诗歌的语言和思想深度，放弃探索。模仿不成而变成“四不像”，难免让人心生厌恶。

其实，当下的儿童远比我们想当然认为的深刻多了！

二

按照联合国《儿童权利公约》和中国的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的规定，儿童指的是0-18岁的未成年人，以医学界0-14岁为儿科研究对象的标准，儿童至少包括小学生和初中生，本文将要展开论述的即是由这个年龄段的儿童写下的真正的儿童诗，至少应该比成年人写作的诗歌更符合儿童诗的标准和资格。日本诗人长田弘(Osada Hiroi)这样说道：孩子们看待世界的方法和对世界的理解，并不表明他们未成年，相反证明了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存在[8]。从整体上说，他们创作的诗歌作品仍旧显得比较稚嫩，但我们能能够从中感受到他们独特的语感和表达方式，仍旧能能够感受到一颗颗小诗心的灵性，以及本该由他们表现出来的天真和未泯，简单和纯洁。不可否认在他们的创作中有着“伪儿童诗”的影子，然而他们的诗歌呈现方式还是有不同的。本文即是论述这种不同之中较为“极端”的一个侧面：让儿童来给我们谈谈何为“深刻”。

这一类的作品相对于整个儿童诗创作来说并不多，但在一次偶然的儿童诗选中（《诗选刊》2013年第9期），这一类作品却不能算少，因为其中涉及到死亡、罪恶、歧视、忏悔、自由、欲望、悲伤、孤独以及人性，读来令我震惊，感到了言说的必要。

罪恶与异数。柏敏悦的《罪人》《异类》给人扑面而来的冷酷感。《罪人》给人一种宗教般的原罪意味：“也许我生来，/便是异种”，人们会淡忘我，历史也不会记得什么，犹如末日审判，“在法庭上/死亡向我招手……”，而人间只是“我曾经去过的地方”。大主题的处理显得老到，面对死亡也表现出从容镇定，想起近年来诸多的儿童自杀事件，从这个方面应该也能一窥他们的心态吧。《异类》则表现出人与人之间的残酷感，人的异化以及原初的合一，全诗很短，但不能说它不深刻：“当我赤足/踏过法老的墓地，/我的人生将充满/异类对我的嘲笑。/异类，/原是我的兄妹。”作者似乎很早就洞察到了死亡和世态炎凉，虽然他才读小学四年级。同样的残酷感也表现在六年级学生杨鸿宇的《秋》中：“那红叶/像雪会杀人/把他们染上了红色/在风中飘舞/有了嗜血的笑容”。把红叶比作秋“杀人”的血，还有“嗜血的笑容”，比喻残酷，而且令人心生恐惧，有狞厉感笼罩其上，挥之不去。

最终的死亡。一般来说，儿童诗或者童话诗都是专注于温馨或可爱的场面，表现单纯或友爱，纵使有揭露和讽刺，应该都能引人发笑，所谓寓教于乐是也。避免或是很少写到死亡，而被写到的死亡都带有神圣的仪式感，善于营造一种悲伤的气氛。在四年级学生朱伟华的《红颈环》《小熊华普》《火鸡的命运》三首诗里，三种动物都生活在残忍和阴谋之中，它们的坚强和幸运都于事无补，它们的同类的命运就是它们永远的命运，在简短而稚嫩的诗句中，红颈环最后“也死在了猎人的手上”，小熊华普“在木森林里去世了”，火鸡的命运也是“最终被杀死”。依照我们的经验，小动物是友好可爱的，它们的死亡无疑会引起我们的伤心难受。但对如今的小学生来说却不是这样了，他们似乎是已经过了相信童话故事的年纪，他们知晓了童话与现实之间的区别，并接受了现实之中的游戏规则，默认了游戏的残酷，因此在他们的笔下，才会有一双冷漠注视的眼睛和一颗不易悲伤的心。他们处理死亡主题的方式超乎了我们的想象，完全不是那个年纪（我们曾经感同身受的年纪）所应有的反应。在他的诗歌中我读不出悲伤，只读出了潜意识中对游戏规则的认同和反应的漠然。

过早抵达的歧视。儿童应该都有一颗纯净而又敏感的心，在校园里很容易就能分辨出哪些孩子羞怯和自卑。然而这些负面情绪往往也是很容易遗忘和获得满足的，只有到慢慢成熟时，这些才会给他的身心留下阴影。这里我们又不得不面对所谓的“早熟”问题，每个时期都应有不同的时间定义，对我们这一代（80末）“早熟”未必适用于另一代，比如00后。很早就有新闻报道孩子间的攀比心理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当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小朋友郑重其事地和你说“歧视”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那么惊讶。然而我们当初那个年龄段实在没有思考过这般抽象的问题，更不会像张天懿那样想到“歧视”是“一种恨，/是一种无形的力，/让我们罪恶”，只有“等骨头变红，/一切——/才可以结束”，“骨头变红”是怎样的一种情景呢？越想越恐怖，还是适可而止吧。他的语气中有一种决绝，有一种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仇恨感，一种渗入骨子里的痛，在他的身上，同时也在我们的身上。

为何忏悔？李安的近作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》中有一系列男主人公小时候忏悔的情景，当时或许因为年纪太小，他信了很多教派，在用餐等各种场合都要行祈祷和忏悔的教仪，小小年纪就变得“神经兮兮”，不禁令人默然。忏悔是人心的一种宝贵品质，它应与宗教无关，而与人性相连。小学六年级学生付天娇也写了一首《忏悔》，不属于宗教层面，且看她自问自答式的诗是如何推进的：“我要忏悔，/不！为什么要忏悔？/为什么要忏悔？/我做错了什么？/要如此虔诚地忏悔？”自己找不到因由，也即说明自身尚不明白到底自己犯下了什么过错或罪恶，这个回答只能交给太阳：“是的”，“你犯了大错”，可是犯了什么错它也没有明说。“我”便“虔诚地忏悔，/希望得到太阳的宽恕”，“庸俗的人们无知地笑着，/但终于忏悔”。尽管选题有些牵强，选材也过于简单，但简单的诗行中竟也说出了一些东西，令我们不得不反思自己需要太阳宽恕的那一面。在她小小的心灵中，似乎也隐藏着基督教的原罪情怀，太阳底下，人人都应该忏悔。

何谓自由？面对这个问题，我尚且不知道如何言说，只想起陈寅恪先生题王国维的那句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，以及被人说烂的“自由是相对的”，尔尔。自由是抽象的，很难用具象的东西加以表现，但六年级的李佳琦的一首《云，风》，却通过云与风的关系将“自由”（或者只是她心目中的自由）形象地表达了出来：“云，/不被束缚，/自由的象征，/但，/也需要风/来驱动。//风，/随意而行，/自由的象征，/但，/也需要气/来形成”。“自由”并非绝对的，而是相对的，它必须依赖其他的事物才能显现出它自身，云和风无疑是非常形象的象征。如果诗到这里结束，也未尝不可，至少将主题完美地诠释了出来，也算干净利落，然而作者的思考并未止于此，她还在追问：“但，/自由，/真的只能这样么？”自由真的只能这样么？这个问题谁能回答？或许在阶级社会里自由是不平等的，但在现如今时代，有谁、有什么能够超越相对的自由吗？独立的个体能不能达到一种绝对的、不受依缚的自由？我不知道。

欲望的悲歌。提到欲望，人们附带联想到的应该还有色情、金钱、资本、商品、丑恶等一系列的词，然而归结起来，这一切都发生在成人之间，如何想象儿童有什么可以称为“欲望”呢？在传统的儿童诗或者儿童文学里，有多少提及到了腐蚀人心的欲望呢？至多有被美化的理想、愿望，这些文字给他们营造的都是童话乌托邦，善良、纯洁、可爱、天真浸润了多少儿童洁白稚嫩的心！然而文字之外的现实，某种程度上它比童话还要生动，它带给儿童的影响都是些什么呢？没有童话的孩子感受到的，正如初一学生侯世坤描述的：“夺命的绳索，/宛如一条毒蛇，/频频向我们袭来，/他是怎样的出现，/啊，他的身上，/正是我们贪婪的欲望”（《夺命的绳索》）。在感受到死亡、罪恶与歧视之后，一颗颗幼小的心灵不得不承受人类欲望的折磨，当它向人类频频袭来的时候，是“夺命的绳索”，“宛如一条毒蛇”，他们是故作老成，还是真的被欲望所诱惑呢？当然这一切都被他处理的过于简单了，当他走向成熟之后，唱响欲望悲歌之时，会有一个纯净的所在可以皈依吗？

361度的悲伤。悲伤是人人都有的，一般人隐而不露，有的通过泪水向外宣泄出来，那些多愁善感的人则更多的付诸文字。悲剧是文学中的一个主要题材，古今中外皆是如此，悲情作品更是种类繁多，令人百读不厌。当然，“悲伤”作为一个母题是不会因为人人都写而变得乏味，相反，每个人对此都有独特的体验，他们表达出来的也各不相同。假如我们厌倦了成人的悲伤文字，何方看看初一年级的儿童写下的悲伤之诗呢？在王培源的眼中，世界有360度，也即一个立体生动的存在，但是他觉得他“不在这其中”，因为360度的世界太过杂乱，而“我讨厌杂乱”，“我”因此就显得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，仿佛这个世界中多余的人，孤独、寂寞的“我”只能“跳下悬崖/达到了第361度的世界”这个世界和“我”一样是“多余的世界”，只有“我”这个“多余的人”身在其中，这个世界没有杂乱，但“我”感受到的只有永恒的“悲伤”。能不能说在他简短的诗行中流露出了一种悲观厌世的心理倾向呢？毕竟他们全都处在“无可奈何的学校”之中，那里“没有花和草/只有满满的小书包/孩子们每天都被这样煎熬/还有人给老师打小报告”（张雨年（小学五年级）《学校》）。我想，读到这些诗句时，我们也是悲伤的。

彼此未知的孤独。孤独是一个人一生中永远无法摆脱的梦，无法说它好，也无法说它不好，孤独是诗歌创作的一个源泉，古代有“发愤著书”，比如屈原的《离骚》《天问》，司马迁的《史记》，那一刻，难道他们没有感到自身是孤独的么？孤独有时候是一种突如其来的感受，即使身处人山人海之中，仍然感觉是行走在旷野里，心安静得很，孤独得要命。初二年级的张雅宁同学即感受到了这种孤独：“孤独是一个游乐场，/虽然/人很多，/但是/彼此都不懂/他人的/心灵”（《孤独》）。也许她就是在一个人很多的游乐场里瞬间被孤独掠住的，她没有深奥的语言也没有繁杂的句式，简单明了，因为“不懂”，所以才孤独，尽管在她的同班同学看来，“那一天在体育课上你不停地笑/笑声感染了全班/全班哈哈哈哈地大笑”（闫乙铭：《张雅宁》），可是在她的内心深处，有谁读到了她的孤独么？也许她的笑声正是为了填补内心坍塌般的孤独，正如她感受到的青春，“谁挽留都不可”（《致青春》）光阴的变迁深刻影响了她独特的笔触。

如何言说“人”？古希腊著名的斯芬克斯之谜将人描述为“早上四条腿，中午两条腿，晚上三条腿”的动物，而在哲学上定义时偏重人的思想性，宗教上把人区分于神，比如佛教说人是没有觉悟的神而神是觉悟了的人，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性的动物，加缪干脆将人比作终身服苦役的西西弗斯，不一而足。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，人就是由动物演化而来的，单一的动物性逐渐具有了社会性和特定的人性，由求生的本能发展到创造文明的智能，人的进化是一种从低级到高级，从不完善到逐渐完善的过程。可是在初二学生韩东霖的理解中，如今的人却是这样的：“新奇的事物总会让你新奇/无奈的事物总会让你无奈/因为你没有了性格/你被散沙分离/你被物质包围/没有了思想/成了上帝的败笔/成为了人世间的笑柄”（《人》）。在他的眼里如今的“人”并没有体现进化论的理论，因为他们“没有了性格”“没有了思想”，“成了上帝的败笔/成为了人世间的笑柄”，人的演化不是进化，相反是退化了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“你”“被散沙分离”“被物质包围”，当下的中国商品经济盛行，人们为了各自的利益成为一盘散沙，丢失了人性中的宝贵之物，不是退化是什么？他的诗让我们从一个儿童的眼中看到了当下所谓的大写的人。

三

以上便是我在阅读中遇到的一些“极端”例子，在某种程度上应该说触及到了一些深刻的东西，他们的处理也并非想象中的那么肤浅，而是有某些独到之处，有时候还感觉的深刻，在他们的人生刚刚起步阶段，体会到人世间的冷暖爱恨，是好还是不好呢？但是显然，触及到这些层面的儿童作品与儿童诗的审美特点是截然不同的，一定意义上应该说背离了儿童诗的创作原则。儿童诗以它的“未成熟”表现儿童的美好和纯洁，希冀带给儿童单纯可爱的向往和理想，并因此获得儿童的喜爱，在这些“极端”的例子中则流露出一种“成熟”的倾向，至少可以认为是一种“早熟”的迹象，它的产生可能包含有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影响。

时代的发展使得儿童的心理成熟时间缩短。如前所述，当下主流的儿童诗是滞后于儿童心理成长时段的，时代发展带来的信息接收渠道的无限丰富，相对于过去儿童接收信息渠道的单一而言，儿童在“被成熟”之时同时也在自我成熟。他们凭借着自我培养起来的理解力不断地接受外界的各种信息，不论是否有益于儿童身心的健康成长（这相对来说也是一个伪命题），获得自身的一份独特体验，或者他们因此接受的信息比父母或是学校灌输的还要多得多，他们的自我认识与我们的主观期许之间存在着无形的鸿沟。

第二方甚至第三方的有意识参与。本文中所论述到的作品全部来自《诗选刊》2013年第9期李洁夫主持的儿童诗专辑，从中可以很明显感觉到这些作品都是来自同一个班级或学校，是有意识提倡或要求创作的成果。就是说，由教师指导写作并交由编辑审核之后的作品，不能排除有第二者和第三者修改、参与创作的行为存在，也许孩子们写出来的诗歌本来是简单可爱的，经过老师和编辑的“加工”之后，呈现在我们面前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了：从简单中“提炼”出深刻。那么，本文的“合法性”也就存在怀疑，然而联想到近年来关于儿童极端行为的报导，这种“成熟”并非是没有可能的。

最不济的是以小充大的“模仿”。就像有的孩子模仿单纯的儿童诗一样，出于天性，有的儿童也会刻意模仿大人的成熟。从这些论述到的作品来看，有好些作品中都充斥着与他们的儿童身份严重不符的“大词”，在某些成熟的诗人中，尚且不好驾驭，被他们用起来就显得是避重就轻了。通篇给人的也是一个思考着形象，与他们本该有活泼可爱也拉开了一大段的距离，读来令人诧异，这也是造成“极端”现象的可能因素。

四

儿童诗要求创作者拥有儿童的心态，能够深入了解儿童，或者就由儿童自行创作，否则“成人化”创作出来的成果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，“‘成人化’大概可以算是儿童文学创作中的疑难杂症，病人自己感觉不出来，成人读者和编者也很难诊断出来，但是，无论如何，这种病是会损害健康的，既不利于儿童文学创作的正常发展，也不利于儿童的健康成长。‘成人化’倾向实际上是一种主观主义思想在儿童文学创作中的反映，是作者忽视了儿童的特点和要求而产生的”[9]。这样的作品最终也不能被定义为“儿童诗”，而是区别于它的其他臆想之作。

当下由儿童创作的这些“极端”的儿童诗，我们应该认真对待，倘若一概压制和否定，或许会使我们离真正的儿童诗越来越远，也失去了一条认识了解儿童的有益途径。尤其是儿童创作的儿童诗，我们应当给予足够重视。

【注释】

[1] 谭旭东：《中国儿童诗发展刍议》，《娄底师专学报》，2004年第1期。

[2] 杨锋：《中国儿童诗三议》，《北京大学学报》，2000年S1。

[3] 罗梅花：《儿童本位视角下的中国当代儿童诗歌》，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，2009年5月，第7页。

[4] 金波：《儿童诗创作札记》，《朝花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0年。

[5] 李路平：《当下诗歌写作中的游戏，暴露，和“假性写作”》，《星星•诗歌理论》2013年第7期。

[6] 林良编：《童诗五家》，台北尔雅出版社，1985年。

[7] 罗梅花：《儿童本位视角下的中国当代儿童诗歌》，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，2009年5月，第8页。

[8] ［日］佐佐木久春：《日中现代诗之比较研究——由两国儿童诗引发的思考》，《诗探索》，2002年第1-2辑。本文论述的中日儿童诗皆为儿童所创作。

[9] 贺宜：《散论儿童文学》，百花文艺出版社，1960 年版，第 58 页。